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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爱的林夕
《我所爱的香港》是林夕的专栏文集，写得短小但明快易读，是一本拿起就不容易放下的小书（全书不到7万字）。
林夕在填词上的成就，毋庸置疑，举国上下打着灯笼找恐怕也找不到出其右者。凡有井水处，皆有林夕词，一点不假。
词里有千万种缠绵悱恻的爱情、有光怪陆离的社会病，也有成住坏空的佛理，皆堪玩味，亦足以流传后世。
但是，《我所爱的香港》这样的文字里，才最容易看见我们所爱的林夕。
他曾经抑郁成疾，但抑郁的几年，写下最多的词作。
他信了佛，成住坏空，一生一住而已，孑然过客之身，房子不过是住得较久的酒店，不必买，只需租。“你没有责任为后代留一间酒店房给他们用而牺牲换酒店的自由”。
他是个购物狂，尤其好笑的是，他超爱看房，以及搬家——搬、搬、搬。这一点，我们只好说，他不太能“破执”。
其实他也买房，买来投资。当然还买股票。他似乎相当长于投资理财。
他针砭时弊、批评世上陋习乱象，几乎不引经据典，不讲大道理，举重若轻。是的，这是我喜欢的林夕。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1）
在新中国成立60年这个时间点，我选择去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而没有去看《建国大业》。
虽然《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是冲着新中国的60年而写，但硬要拿这本书来跟《建国大业》一起讲的话，也不是不成。“一将功成万骨枯”，《建国大业》是说“一将功成”的部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是说“万骨枯”的部分。
《建国大业》是一曲赞歌，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如作者所说，“是文学意义上的一柱清香”，用来悼念那些战争中的亡魂。
赞歌太多，如同噪音。不如闻下悼亡的清香。
书是断断续续地看完的。也许是因为叙述角度太多变？读起来并没有期待中那么顺。但恰恰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种家史、个人口述史的角度，是它的价值所在吧。
（2）
扉页写的是“献给美君”。“美君”是作者的母亲，一个被时势所挟、从大陆流离到台湾的、还挺能干的女人。美君娘家姓“应”、夫家姓“龙”，到台湾后生下的女儿，就叫“龙应台”。
书是“献给美君”，但书中最重要的叙述口吻之一，却是“讲给”作者的小儿子飞力普听。当然又不纯然是这样。国史、家史、个人口述史穿插交织，讲述的是1945至1949年汹涌的历史洪流之下各种小人物的颠沛流离、悲欢离合。
我们在一种片面、歪曲的历史教育中长大，大多数人长大后对历史都不是那么感兴趣、也不太愿意去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来龙去脉。我们没有什么耐心去聆听祖父母、父母絮絮叨叨的家史讲述，当我们有了下一代，当然也没有能力去给他们讲，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对比试如此明确而强烈。龙应台也是在父亲去世、母亲失忆之后，才发觉有些事情再不做就会再也来不及做的；也是在因小儿子的好奇追问而语塞之后，才发觉自己所知甚少、无从讲起的困窘的。
你，对那个时代，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吗？
（3）
丈夫是宪兵连长的美君，一九四九年坐火车离开浙江娘家淳安，辗转流落到台湾。在衡山火车站，美君把襁褓中的龙应扬交给他的奶奶。龙应台要在一九八五年才有机会与失落的哥哥相认。
后来成为诗人的管管，一九四九年端午节那天，当着母亲的面被“抓伕”，那年他才十九岁。成千上万的人被抓伕，为历史的洪流所裹挟。抓伕，就是你被所谓的“国家”给绑架了，有钱赎不回。
在长沙栖风渡（一个小站），后来是历史学家的张玉法和他二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二哥北上，玉法南下。两人不一起走，是因为一起走的话两人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
另一位诗人痖弦，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随着河南豫衡中学的老师同学们离开河南，开始过一边流亡一边读书的日子。十几岁的他那时不知道离别的意义、更不知道诀别的意义，“摇摇晃晃一个小蹦豆就跟学校的队伍出城走了”。流亡学生是国民政府抗日战争时的设计，联大、联中就是流亡的学校编在一起组成的。到国共内战的时候，愿意流亡的师生少之又少，豫衡中学算一个。痖弦他们从一开始五千个孩子，边走边走散，后来在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所剩不多的学生与国军某团合成一股，被逼进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最后“假道入越，转回台湾”。
美君、管管、张玉法、痖弦……成千上万的大陆人，就这样流离到台湾，也许有的人是自己的选择，但肯定有更多的人根本无从选择。除了大陆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写了台湾本土人，那些当年的福尔摩沙少年，是如何被裹挟，踏上大陆的土地或飘扬过海到异国他乡去的。
陈清山与吴阿吉都是台湾卑南族人，今年都八十一岁了。他们当年懵懵懂懂地入了行伍，十七岁时又连蒙带骗地被送上国共内战的战场。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共军俘虏了，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不久之后，吴阿吉也被俘，也变成了解放军。二〇〇九年，他们在台湾接受龙应台的访问，一同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龙应台问他们：“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吴阿吉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陈清山纠正他，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吴阿吉说，解放军不就是国军？
往事已然一甲子，谁是谁，就连当事人也惘然了。事实上，当时的他们，也不知为何要参军与为何而战啊。
在日本殖民教育下长大的蔡新宗与柯景星，一九四二年加入了日军，并被送往南洋，当“盟军战俘营监视员”。这种看管战俘的“监视员”有一项最基本的训练，就是打耳光。日军战败后，蔡柯二人都被军事法庭判了十年的刑。龙应台问蔡新宗服不服，蔡新宗说不服，“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被判刑不过是“打架打输了”而已。
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
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
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永远是战败的一方被审判、被放逐、被白纸黑字唾弃。所以蔡新宗“打架打输了”之说，倒也中肯。
是的，“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4）
你听说过“长*春*围*城”吗？辽沈战役中的“长*春*围*城”。
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起，解放军切断长春外援，直到是年十月十九日国军缴械。围城开始时，长春市民人口约五十万，加上无数涌入城内的难民乡亲，总数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剩下十七万人。围城的部署中，赫然有一条：“……要使长春成为死城。”结果，奏效，长春的确成了白骨之城。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读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描述——
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根据龙应台的说法，“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因围城死去的乡亲百姓，并不比南京大屠杀少。但是——
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重视？
其实，龙应台发现，就连“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在对辽沈战役“伟大胜利”的历史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这场“胜利”，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我们，又怎么会听说过呢？何况就连长春人都没听说过。
兵不血刃，但，生灵涂炭。
真的——
战争，有“胜利者”吗？
p.s.（1）想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朋友，肯定有办法读得到，无论是纸质版还是电子版；（2）没有youtube，大家可以到gfwtube这个地方去搜索“大江大海”的相关视频。（3）推荐阅读梁文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周融：《男人手到拿来》
听过这个讲法吗？
一个台湾女人，比得上两个香港女人；而一个上海女人，又比得上两个台湾女人。
这个「比得上」，比的不是外貌、身材、见识、智慧、性格……而是应付男人的手段。
再直接点说，如果大家同时抢一个男人，香港女人的战斗力，只有台湾女人的一半、上海女人的四分一。噢！
这一点，我们其实心知肚明。但身为港女，一提到「手段」二字，彷佛亵渎了我们的高贵。
然而形势比人强，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不换脑筋不行了。
周融的新书《男人手到拿来》，据说在书展中卖出了过万本（比娜姐周秀娜当然差些少；这个我们理解）。我好奇买了一本来瞧瞧，觉得这是香港版的Act like a Lady, Think like a Man，值得向女生们推荐。
此书对那些自命聪明过人、眼高于顶、声称「宁不嫁也勿乱嫁」、最少念了七年女校的港女来说（即像我这种），更是非看不可。
我一位毕业于名校、又漂亮又聪明又嫁得好的女友甚至说：
It’s useful like a car manual. I considered buying it for several of my girl friends…
我们推荐这本书，并非认同周融先生「嫁个有钱人」那套论调，而是我们深深了解，在情场角力上，香港女人实在太吃亏了！
你不一定需要按照书上的指示制定什么「猎男」攻略，但至少，你要有一套防守准备──谁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找上门啊？
祖师奶奶张爱玲早有明训：同行如敌国，而天下的女人都是同行！两岸三地里，就数我们香港女生最天真最无心计，所以我们尽管不去惹别人，也万不可被人家欺负，最好懂一点「手段」傍身。套周融的话说：
“「手段」有如你存在银行户口的财富。有足够财富的话，想用时、有需要时便可立即动用。不识手段者，当有迫切需要时，就等同银行户口中空无一物，想做也做不来。”
要将男人手到拿来，有三个阶段：首先你必须了解男人、其次你得找个下手对象、最后你要付诸实行。我对第二、第三部份的兴趣不大，想向大家推荐的只是第一部份：了解男人。
在女校长大的我们，对男人有太多误解与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男人好简单，比如说：
男人真的好好色。
书中有这么一段：
Q：男人希望相识女人多久才发生性行为？
A：最理想是马上！更正，昨夜才对。
是的，肩负传宗接代重任的雄性生物，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个问题。一个男人如果对你没性幻想，对不起，他真的对你没兴趣，你还是另觅对象好了。
但你要分清楚：好色不等于急色。急色的男人，图的只是一时之快，也不见得想和你来真的，你必须避之则吉。而好色又愿意付出代价的男人，至少是想和你认真的，所以你不要老把别人当色魔办，否则他若屡试屡败，久而久之只得放弃你。
性对一段关系重要吗？周融这样讲：
“男女亲密关系中，「性」其实是燃料。当男和女坐上一部感情的车，希望由出发点去到结婚这终点，缺乏了性，便好像汽车没有电油，推一段短短的路程还可以，但最终怎能到达终点？”
据说不少香港女性都对性不大感兴趣，并「认为」得到伴侣体谅。我一位朋友的朋友说，她和男友已两年「没干那回事了」，满不在乎。
我相信一出悲剧正在上演。
不管周融，抑或Act Like A Lady, Think Like A Man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说：得不到满足的男人，一定会（或尝试）外出觅食，他只是没让你知道而已。
性不是污秽的。与心爱的伴侣灵欲合一，是何其美妙的事，姐妹们勿太狷介了。
（我不是色情狂。如今冒着被母亲大人赶出家门的危险引述这段话，是因为太明白在女校成长的我们，在这方面，如何比大中华任何一个地区的女子蚀底）
此外，男人也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想改变现状的人。假设你和他一起后，才发现他仍和前任藕断丝连，你必须清清楚楚地说不（unless you don’t mind it），并且逼他立即行动。你若让着他，他必然拖得一天是一天。
关于男人，还有一些你需要知道的地方，如：
不要妒忌周秀娜。
因为，
“第一，男人是什么女人都会看的。第二，任何在电视、报纸或杂志上出现的女人，对一般男人来说，都只是另一个做做梦的对象罢了。这和男人口口声声说喜欢法拉利没有分别，那毕竟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又，面对诱惑时，男人到底在想什么？
周融说，男人只在想一件事：值不值得犯险（即opportunity cost有多高）。当他认为「值得」后（即：对方吸引力太大、彼此强烈过电、被揭发的机会不高、后果承受得起），余下已用不上脑袋了（唯一例外的是思考偷食时如何不被揭发）。
有人形容，见多识广兼风流倜傥的周融写这本书，是「出卖兄弟」之所为。
也有人说，这是本把女人教坏的书。
我的看法是，香港的两性关系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我们女生对男人有太多误解。这本书最好成为女校的通识科教材，并且规定女生合格才可毕业，免将来成为一名失败的港女。
看毕全书，末章有一句话最得我心：
“行走江湖，做个女猎人，只有两个结果：你打猎成功，抬着猎物回家；或你失败，空手而回。千万不要学男人，一年到晚都是谈着那条逃脱了的大鱼。”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女人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要怕失败──套Jim Rogers告诫宝贝女儿的名言：男人需要你，远比你需要男人多得多。
第二，感情的事，还是多点随缘，少些勉强好，真的让你使尽手段，把一个男人抢过来又如何？他还不是「一年到晚都是谈着那条逃脱了的大鱼」？
也是张爱玲的名言：「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你得不到他，但终其一生，你都是他心上的朱砂痣，岂不比家中那早令他生厌的饭粘子好？
搬运自LEONA的BLOG“这只手虽然小”（打不开的话点这里）。
延津风情人物志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好像他以前的《故乡天下黄花》、《手机》以及《我叫刘跃进》。说新作像旧作不是说刘没有突破没有推陈出新，而是说他一以贯之的好玩儿和善于讲故事。说刘震云好玩儿和善于讲故事并不是说他的价值就止于此，好玩儿和善于讲故事是小说家的本分。在我看来，刘的价值在于对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关切。关切的不是衣食住行，不是人口手足，不是花鸟鱼虫，关切的是人的内心与命运。他的这种关切，在《手机》里表现得的恰如其分。《一句顶一万句》里，人以”是否善于言辞”来标签之，人际关系则无不涉及”说不说得来”，而一个人有着什么样的口才、口技与口德，往往左右了他的遭际，人与人之间，说话是否投机、投契与投缘，往往决定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从”说话”/”对话”入手的角度，看似肤浅，实则深不可测。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人在一起就非得瞎扯些什么，不然就会觉得特没劲？”此间玄妙，意会一辈子，都嫌不够。
《一句顶一万句》又好像贾平凹的《秦腔》。说一个作家像另一个作家不是说他们的创作有模仿的成分——虽然模仿不可耻也很难避免——而是，贾平凹以他的故乡棣花老街为原型写了一条清风街，刘震云则直接拿自己生长的延津来做背景，写了当地的种种风情、各色人物，以我等对延津乃至河南的一无所知，《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一部延津风情人物志。没有办法，作家就是爱写自己成长的地方，原乡、故乡或他乡，他们这一行有这样的传统。我甚至怀疑文人们普遍有这样的心理需求。假如我是一作家，我也得写岑里福尼亚溪的那些鸡零狗碎吧。
既然说起贾平凹，因为老贾和老刘都是本人喜欢的作家，就比较着多说一句吧。我感觉，老贾比老刘土，老贾比老刘深沉，老刘比老贾可乐。他们共同的特点，肤浅地说，就是一段话里能说好多内容，不像某些作家喜欢一句一段，也不像某些作家，写小说像写连续剧剧本，口水多过茶。
具体地说，《一句顶一万句》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凭印象想到以下几点——
一是人物事件众多，各节可单独成文，但整体上有两个人物是轴心。上部《出延津记》的轴心是杨百顺，下部《回延津记》的轴心则是牛爱国，两个都是命运多舛的屁民，有平平常常的七情六欲，但是永远蹉跎在”不上道”的人生轨道上。也许，”不上道”正是很多屁民的人生轨道吧。
二是时间跨度长，上写民国，下写当下。时移世易的对比是刘震云的惯用伎俩，在《故乡天下黄花》和《手机》里已然驾轻就熟。他的这种时空对比，常可构造出变也唏嘘、不变也慨叹的情景。
三是小说探讨的主题，也就是上面提及的，人的”说话”与人际的”对话”，是很湛深很耐人寻味的主题，琢磨一辈子，都嫌不够。
壹亿陆
谨此留空三行
一
二
三
以凭吊鄙人刚刚操作不慎、误删误杀的一篇好多好多字的BLOG。
现在，试下再写一次……
————-懊—恼—忿—恨—与—重—新—开—始—间—的—分—割—线————-
《收获》2009年第二期，张贤亮新作、长篇小说《壹亿陆》，很快看完。大量四川脏话引发争议，但是鄙人认为是过瘾之处、看点之一。
其余看点——
其一、精子的危机。精子的危机，或男人的危机，这是一个深沉的主题。“男子汉的消失”在中国当代社会学论述中屡见，巷议之中亦能听到。精子的危机，大致上普罗大众在翻参考消息或都市报文摘版之类读物时才会偶有所见，但想必还没有达到令大家痛切关心的地步。因为就算男人们的每毫升精液的精子数远远不足一亿六，打个对折，有七八千万也还是可以生儿育女，大不了多努力几次，努力之前，封山育林一下。之前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四壁满布不孕不育的医院广告，只大骂公共汽车公司太利欲熏心，把我们的公共空间弄得那么不堪，要不就是感慨如今的医院分门别类搞活，都懂得做推广了。看完《壹亿陆》以后，再看到不孕不育的广告，就得端正态度来合理理解为：真的是很多人不能生了。
其二、优生优育变优杀。小说里有提到，自从我国推行一胎化的计生国策，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和老百姓们就积极采取了选择性生育的方式来贯彻落实它。很多计生研究机构或医疗单位，名义上搞“优生优育”，在大力配合实施结扎、上环与引产等手术的同时，暗地里也帮助天下父母进行选择性生育、生男不生女。根据道听途说的信息，有些猖獗的地方、在某些猖獗的时期，选择性生育甚至严重到了“见女就杀”的地步。总之，优生优育，有时候是“优杀”。对比之下，情况就有点吊诡了，一方面是男人的危机，另一方面是男女性别严重失衡。十数年后，我国男女性别失衡达到一个高峰，到时男人们使出浑身解数抢夺女人，也许会有助于男子汉的回归吧。
其三、伦理困境。拾破烂起家、后来精于企业并购的农民企业家王草根，有仨女人，偏偏没生出半个儿子来，年近花甲精子死光没得生育之后，仍然想要一个儿子，碰上人种优良不可多得的壹亿陆（每毫升精液中精子数一亿六，所以叫壹亿陆），决定借种生子。王草根想得通透：就像那么多企业，原来都姓“国”，到了我手上，不是都得改姓“王”？
但这不是真正的伦理困境。皆因长相俊朗、身材健美且单纯善良的壹亿陆在性事方面完全处于蒙昧状态，他蒙昧到连精液是什么都不晓得。优生优育专家给他做精液检测，还得劳他姐姐（陆姐）现教。因此，陆姐提出的借种条件，是借种可以，但不能用人工授精的方式，得让王草根的三奶珊珊和壹亿陆直接嘿咻，以便给壹亿陆启蒙。当然也可能不止是启蒙这么简单，壹亿陆对性的无知很可能是一种病，若然，珊珊就兼有给壹亿陆诊疗的作用。珊珊是妓女出身。陆姐也是。但是都遇到贵人相助，从良、从商、成功转型为当地娱乐业的大姐大。小说中写这两女人篇幅很大。这两个女人对壹亿陆的感情，真挚而且珍贵。
所以，真正的困境就是：能不能以直接嘿咻的方式、而不是人工授精的方式来借种？
王草根又喝了口茶，陡地把茶杯“咣”的一声放下。
“格老子！你陶警官（按：陆姐的情人，由他出面跟王草根谈）说了实话，这才叫我明白了！我还以为你们要钱。钱，多少我都不在乎！可是，要我的珊珊直接和陆姐弟弟日，这还真是要掂量！陶警官，你想，要是有个人要求跟你的陆姐日，你会啷个办？”
也许是太想要一个儿子，更也许是王草根实在很欣赏壹亿陆这个优良“人种”，最后他们达成了这项交易。结局就是，王草根借到了种，壹亿陆受到了性启蒙。
BTW，张贤亮在小说中一逮到机会就提周星驰、提《大话西游》，甚是俗套。到最后一节，简直是赤裸裸地做起银川、做起他自家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大话西游》就是在那里拍的）的植入广告来，画蛇添足。
绝配
上次说紫苏和茄子、田螺等是绝配。其实做菜最基本的功夫，就是要了解食材的搭配，什么跟什么搭配相宜、相得益彰，什么跟什么搭配相冲、适得其反，还有什么东西适合独立成馔，什么东西本身寡味，必得搭上他物。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大美食家蔡澜先生的《食材字典》，就逐个介绍常见、常用的各种荤素食材、调料，文字调皮、举重若轻，真是好玩儿极了。
方看到前30页，就发现多处说到食材的搭配，略抄如次——
芥蓝与牛肉的搭配最适合，猪肉则格格不入。p.2
只有猪油才有资格和长葱作伴，用植物油的话，辜负了长葱。（p.8）（注：长葱即大葱）
冬菜和椰菜的搭配奇好，正宗海南鸡饭的汤，拿了煲鸡的汤熬椰菜，再加冬菜已成。（p.12）
最佳搭配是猪油渣，和冬菜一齐爆香，吃了不羡仙矣。（p.26）
另外，这位美食家一再在书中揶揄不会做菜的女人，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什么什么菜加进即食面里去，会使即食面变成天下美味。有需求或有兴趣的自己找来看吧，一共有两本。BTW，懂粤语的人看起来会着数一些。
Google一下，发现网上这个“蔡澜知己会”，网站有声有色又有品位。上面就有“食典”一栏，顺手把“椰菜花”这篇搬下来，请大家试读^_^
椰菜花英语作Cauliflower，法文为Chou-Fleur。（注：椰菜花北方一般称花菜）
别以为只有白色、橙色、红色皆有。白的有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冠”，橙的叫“橘花球”，红的叫“紫后”。
还有一种很怪，像史前动物有角乌龟，也叫珊瑚礁，香港市场中也有出售，味道比一般的椰菜花还要甜。
当今已不见野生的了，椰菜花都是人工种植，叶子在地面上向四周张开，我们吃的是中间花蕊，含极高的维他命C。
首先，要洗椰菜花根本就不可能，花蕊结得很实很紧，就算从尾部剖开，也不能彻底洗净，唯有用刀子把表面上沾着污泥的地方削去而已，缝中藏了些什么不知道。
洋人极爱将椰菜花切片，当沙律生吃，农药用得过多的今日，是很不智的。还是吃它们用来做的泡菜安全。
椰菜花泡咸菜只是浸在醋和盐水之中，无多大学问。有些是煮熟＋浸，有些就那么浸，前者较软，后者软硬的分别而已，都不是太好吃的东西。
中菜用椰菜花，也不见得比洋人精巧。椰菜花本身无味，吃起来像嚼发泡胶，本身难于讨好，也少听到有人特别喜欢。
我们将它切开来炒，大师傅会过过水。家庭主妇就那么炒，很难熟，有个办法是下多点水，等汁滚了，上镬盖，炒不熟也要炆熟它。
炒猪肉片，牛肉丝是最普通的做法，也不是什么上得了厅堂的菜。
斋菜中也喜欢用它来做原料，本身已无味，没有了肉更糟糕，只有下大量生油和味精炮制，是素菜中最不容易咽喉者。
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把椰菜花弄得好吃。唯有把它当芥菜一样泡：椰菜花切成小角，鱼蛋般大，抹上盐、出水，待干，用一个玻璃瓶装起来，放半瓶鱼露，加辣椒、糖、大蒜片泡个一两天就可以吃，还不错。
西餐中，看到椰菜花当成牛扒猪扒的配菜，烚熟了放在碟边，我从来没去碰过它。
↑ 图中老男人即蔡澜
如何可使女人得救
如果看到风流事被发现，必须一口咬定没那回事。女人越是指责，越说明在心里盼着那不是真的。要利用女人这种心理矢口否认。即使是在床上被抓住，也一定要死不承认干了那事。这样做的结果可使女人得救。
——渡边淳一《最后的爱恋》
1
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
没有读过金瓶梅，但并不妨碍我们来读侯文咏这本书《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手上没有这本书，但并不妨碍我们在线上读它的连载。在作者洞烛观奇的条分缕析之下，“私房阅读”的可读性与趣味，竟每每令人惊喜。
以下是连载1-7各篇撷要——
连载一：没有神的所在——写在私房阅读之前
《金瓶梅》提出了一个很简单、根本，但却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当价值不再，一切只剩下欲望时，生命会变成什么？
连载二：大家都爱潘金莲
《金瓶梅》小小的修改，虽然让潘金莲的身世改得更加不堪，但却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人性深度和视野。潘金莲之所以被当成淫妇，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他背叛了武大郎。可是当故事从《金瓶梅》看起时，我们的理解不同了。
连载三：叔叔，我与你拨火
作为一个风情万千的挑逗者，我觉得潘金莲的表现绝对是无懈可击的。在我们的文化遗产里，很少有一个像潘金莲这样的角色，能够用对人性如此精准的拿捏与丰富的层次，向我们示范出如此动人的风情万种。
连载四：西门庆粉墨登场
色欲饱胀的西门庆见到潘金莲之后，满心都是“好一个雌儿，怎能勾得手？”的心思，一天之内来来回回就光顾了王婆子的茶坊三次。
连载五：史上第一淫媒—王婆子
王婆子给西门庆献了一个“十分光”之计。……这个文学史上最有名气的偷情剧本虽然出自不曾读过书的王婆，但天才的程度也足以拿到最佳编剧奖了。
连载六：西门庆潘金莲武大的博弈赛局
武大如果没有武松这个打虎英雄的捕头兄弟，或许还有活下来的机会。但是他自己提出武松这个变数以及这个赛局，反而逼得潘金莲与西门庆必须选择杀害他。我们当然可以说最后是王婆、潘金莲和西门庆共同害死了武大。但在他们还没害死他之前，武大其实已经先替自己了提一个几乎是必死的赛局游戏。武大长得那么矮已经很可怜了，可是更可怜的是愚蠢——他的愚蠢逼得坏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能置他于死地。
连载七：潘金莲的不归路
现世的坏，从可怜到可恶、极恶也许只是一线之间。但无论如何，只要还有一点点未泯灭的良知、对天地神鬼的敬畏，一切似乎都还有救赎的希望。潘金莲让我们看见，失去神明只是个开始，人甚至还可以继续沈沦，变得更坏，直到连最后的一点救赎的希望通通消失为止。
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这部书的作者杨继绳，曾任中国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三十五年。书名《墓碑》，副标题“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上下两卷共1100页，香港天地出版社发行。
在正文之前，我得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如此重视《墓碑》。1988年，我在哈佛大学作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的助教，协助他——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文革”的头号学者——教“中国文化大革命”一课，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西方主要学府里专为“文革”开课的人。迄今，这门已开了整整二十年的课，成了哈佛富有盛名的传统课程。他强调“大跃进”的失败是促发“文革”最大的因素。这段助教经历让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一直很关注。后来，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也给研究生讲过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尽管我刚回香港，诸事繁忙，但十几天来，一直在看这本书，看得非常慢、非常吃力。我之所以要在FT“三十年回顾”专栏中谈这本书，是因为它是我20年来所读到的那么多研究“大跃进”的著述（既包括中文也包括英文）中，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二十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我相信，这本书在学界的影响将会愈加显著。作者从一九九Ｏ年代初就投入精力做研究，成书至少是花了十五年的时间。作者以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有在全国采访的机会，他搜集的资料的扎实程度，在我所见过的这方面的著作中，无与伦比。据作者自己介绍，在写这部书前，他也曾读过相当多的翻译自外国学者、海外华人写的相关著作。他的感觉是：这些研究者远离中国，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的内部资料，所以他读这些海外研究成果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些作者无法像他到处调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进行全面调研的时间和条件。因此，杨继绳虽未经过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但他的方法却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基本的要求。
作者一九六Ｏ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杨继绳在研究中，还比较了几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个是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个是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Gerard Calot）。这三位国际学者都是从中国三年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化，来推算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王维志、曹树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读很少，而曹的《大饥荒——1959至1961年的中国人口》那部书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访问学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以清代中国“府”的历史人口资料为基准，测算大跃进期间的饿死人数。
三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及专业背景不一样，王是做统计学的，曹是做历史人口学的，但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后，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
这些数字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这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不但在中国史无前例，而且在全人类文书记载上都是空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学者森（Amartya Sen），曾把中国的大饥荒死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指出这大大超过了印度40年里所有饥荒加起来的死亡总数。森的结论很有名：中国如此规模的大饥荒能延续那么长时间，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顾世界近代以来的饥荒史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未发生过长时期的大饥荒，因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尽快反应，采取措施。所以森强调，导致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千万人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政策被延续了三年以上，在此过程中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因为没有议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选举，正是因为缺少了对执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错误政策尽管每年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仍然强制推行下去。森在《发展与自由》中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普通百姓参与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定会被扭曲，一定不会产生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基层生活状况持续改善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杨继绳1100页密密麻麻的研究成果，是以详细的数据资料论证了森从经济学上得出的结论。杨书中用的那么多细节，超出我的想象，尽管在这方面我以前看了相当多资料，然而读这部书，常常目瞪口呆。
举个例子。以前人们总认为死人是从1959-1960年大跃进进入高峰时才开始，杨继绳调查发现，其实从1958年下半年起，就有饿死人的现象，也有人试图反映。但这种反映往往到了地区一级就被压下去了。杨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好几个重点省——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12个省。饿死人现象，第一波最狠的是从河南开始。
饥荒蔓延，甚至连“粮仓”江苏，也有部分地区饿死人。杨继绳还跑了山西、广西，福建等省的几个地区，发现饥荒在这些省区也有。饿死人，河南信阳是一个典型，因为这里是“大办人民公社”的样板地区。据统计，信阳仅在1958—1959年期间，饿死人按当地公安局的口径是40万人。后来的调查证实，实际上当地掌握的数据超过了100万人。多数干部不敢讲，而敢于向上反映问题的基层干部被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上级打成右倾分子，受到批斗。杨继绳采访过一对反复遭打压的信阳干部，张树藩夫妇，都是为了反映这个问题受到严重迫害。今天张树藩已去世，夫人李瑞英还健在。接受杨采访时，她提到一个细节，那时信阳路边常看见饿死的人，基层还上报死人尸体被吃掉的事件。这些细节让人看了受不了——哪一个村子大概被吃了多少人，谁吃谁，包括吃路边人的尸体，吃自己家的死人，甚至包括自己家把自己家的小孩杀死吃掉。
这种惨状叫人受不了，张树藩的夫人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她以前的一个老战友是李雪峰，华北局书记。她曾试图通过李向上反映，但信件还是被立刻退回来，因为李不敢。
为什么不敢？因为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定下来的。直到后来死人的情况实在太普遍了，真实情况陆陆续续报告到了上面。这些报告，杨继绳做了详细记录，是哪天写的，哪天文件递到了哪一级，比如说监察部门把报告递到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手里，习递到周恩来手里，然后递到最高层毛泽东手里。可是报告到了最高层后，最高层把饿死人看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九个指头”是伟大成就，饿死人是一个指头的“枝节问题”。在这之前不久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批评毛的大跃进政策，已经被打倒。
杨继绳写的信阳因饥荒人吃人的场面令人发指，我所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也没有这样的残酷。在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他在这些地方找到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或者是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目击者。而且，这些细节不止来自一处。在安徽亳县，杨也找到了，包括什么村，哪一家这些细节。亳县全县饿死人超过20万，因为饥荒太严重，以至于有人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这是1960年春荒最严重时发生的，亳县的五马公社，十九里公社，黑桃林，还有城父公社，都是有时间、有地点，有详细资料——这样的细节在书中有上百页。
我以前知道的都是片断的，我的安徽家乡也有类似的事，小时候呆过的一个村子原有一百二十多人，饥荒后剩下来六十多人，死了近一半。村里的老人跟我们讲过死人的惨状，也提到有人因为吃了亲人的尸体后，精神上受不了而发疯了。
这部书建立在全面详细的考察研究的基础之上，令人震撼的，还不仅仅是那些恐怖的细节，更震撼的是，他对这个人间悲剧的深刻发掘。我相信，如果大经济学家森要是懂中文，看到这部书后，一定会写出一篇更有力量、从制度角度来探讨饥荒的论文。
杨继绳披露的一些数据令人深思。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Ｏ年期间，发生那样范围的大饥荒，并不是因为当时政府手中没有粮食。杨查了当时粮食部的资料，在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期间（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粮食部1959年11月的数据，当时库存粮最高达到887亿斤。即使在1960年4月，饥荒最严重时，当时中国粮库里也还有403亿斤粮。但这期间并没有将库存粮拿出来大规模救灾。开仓放粮，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常用的救荒手段。但在毛时代，没有这样做。杨继绳计算，1960年4月，全国库存粮400多亿斤，按照当时的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你可见当时的政治体制是多么的僵化和严酷。
书中开列了所有大饥荒时期的征粮数字——明明产量没那么高，一经浮夸后，征粮的数字就要大大提高。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1960年期间，不但没有从粮库里拿粮食出来进行全面救灾，反而多征粮，多征了68亿斤——因为层层高压，层层浮夸。
书中还记载了中国高层在那期间的争论。杨继绳采访了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还有别的一些老干部。彭德怀和毛都是湖南人，都回去做了调研，彭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有一段，他说主席家乡的韶山在1958年报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我了解只增产了16%，我问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他说只增产了14%。韶山因为是毛主席的家乡，国家给了不少的帮助和贷款，主席自己也去过这个公社，彭德怀原话说，“我曾经问主席，你了解得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们谈过”。彭认为毛不实事求是。
彭在庐山会议上这样讲，并非没有受到过鼓励，鼓励就是来自毛本人。在1959年3-4月份的上海会议上，毛大讲海瑞精神，而且把明史的《海瑞传》送给了彭，要彭向海瑞学习，敢于对皇帝直言不讳。然而4个月后，彭对毛像海瑞一样讲实话时，却受到无情的打击。几年后发动“文革”，就是以毛的“彭德怀也是海瑞”的“最高指示”为导火线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至少有三重意义。
第一，30年前的改革最早就是从安徽凤阳开始的。凤阳采取的办法，就是分田单干，它受到万里、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大力支持。这个办法在三年大饥荒时已经出现，救活了不少灾民，而且就是因为安徽的做法当时反映上去了，总结这个经验时，一位中层干部讲了一句话，“哎呀，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办法，只要把肚子吃饱就行。后来这句话就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名言，因为邓小平在1962年时引用过这个话。如果不了解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给中国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理解改革开放对中国复活的重要性。
杨继绳的书，正是中国必须要从毛体制走出来才能有活路的最有力的说明。
第二，这部书显示出了作者伟大的勇气和对自己的人民、民族、国家的忠诚。杨为什么把书起名为《墓碑》？他讲了四层含义，第一是他父亲也是饿死的，他为父亲立一座“碑”；第二他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同胞立“碑”；第三是为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制度立一个“碑”；第四，书写到一半时，他的身体检查患有重病，他发誓必须在死前把书完成，等于是给自己立了一个“碑”。所幸，杨在复查时发现没有那个重病，但他还是对这本书出版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做了充分准备。
今天中国的口号是“以人为本”，但空喊没有用，必须落在实处。而这本巨著用详细资料揭示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层不是以人为本，不管这个国家多么“伟大”，都不可能给本国民众带来实际好处。试想当年，若稍有一点“以人为本”的精神，只需把粮仓里的粮拿出一部分，就能救活许多灾民。如果在19六十年代，中国不是拼命跃进，而是以民为本的话，绝不会在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时，每年还出口粮食——出口粮食换回机器（书的第15章）。
这部书的第三个意义可从纯学术上讲。在人文社科方面，中国学术传统最强的就是史学——因为有了司马迁的传统，中国史学一直博大精深。中国史学几千年来，不乏我刚才提到的伟大的道德勇气。如果我们能对本民族、本国人民的命运抱有真正的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史学传统就能在今天的学者手里结出伟大果实——让我们的笔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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