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郑也夫’

开幕式

“击缶”先声夺人,后面的节目再也无法超越,整个开幕式表演因而有了“顺吃甘蔗”、先甜后淡之感。就连之前故作神秘的主题曲,也略显嘈杂,仿佛不是主旋律、是过门而已。

虽然把孔夫子思想核心牵强附会古为今用为一个“和”字有待商榷,但开幕式表演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磅礴展现与高声呼唤,是令人欣慰的。

一路看、一路想:如果现在是1968年,而不是2008年,我们可以拿什么来款待远道而来的宾朋。我们要当众把无数古乐器砸个稀巴烂吗?我们要起乩般跳起忠字舞吗?我们的主题曲,该是东方红还是样板戏选段?

30年,中国的而且确在变。

2008年8月,北京清清楚楚在变。

只希望,有些东西,不要变回去。比如,让我可以不用翻墙,就可以继续访问Wikipediea、可以访问中时部落格,可以吗?

说到中时部落格,下面搬运一篇在中时部落格上看到的京奥开幕小感

全程看完整個京奧的開幕式,有個感覺:中國大陸真的很迫不及待要告訴世界,他們有多好。

有位剛走過人生低潮的朋友和大家碰面,打扮得異常年輕、花枝招展,看來很漂亮 ,太漂亮了,漂亮的十分用力。

這其實沒什麼可以指責的,我充分了解那其中「你們大家不要看衰我,我已經沒事了,現在過得比以前更好。」的潛台詞。

這是人生的過程,這種使盡全力就是要證明自己真的很不錯的意志力和努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在某個階段,也是必要的;人生,有時就是要這樣矯枉必須過正地走過來,才有能力回到自然而然,不落言詮。

國家也是一樣。

所以,或許得要走出張藝謀式的炫麗才是中國大陸真正有信心的開始。他那種舖天蓋地的「滿」、應接不暇的「快」,其實並不是真正的中國傳統,或者說,不是今後中國應該追求的境界。

再搬运郑也夫老师对开幕式的扯线公仔的评论

    开幕式中的最大败笔是两个拉线。其一拉线木偶,其二点火仪式中的拉线人。

    直观地看,拉线木偶太小气,这么大场子,搞这么微观的东西,不合尺寸。

    搞拉线人从有形的层面看,第一不能看到钢丝,看到钢丝就效果全无,贻笑大方,尽人都可以复制。第二,真搞空中飞人,就要找来空中杂技的顶级高手,那动作常人无论如何学不来。又要飞人的高技能,有要飞人有名头,张艺谋一路下坡,栽在什么都要上面

    形而上地看,拉线的寓意不好。不是我们要往寓意上拉。整个这台戏都是非常重视象征性的。拉线象征什么?你没法抑制人们的意识流。拉线木偶和拉线活人,都需要很高的技巧。中国现实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拉线的把戏颇多,它们需要的技巧确实不低,但是值得炫耀吗?真实的京剧中的文戏武戏不比拉线更吃功夫,更富表现力?李宁是中国一个时代的体育象征,所谓王子。让45岁的功勋老战士被钢筋牵着跑,不来劲,从有形无形两方面看都不美观。他当年是真功夫。何苦要人到中年,演出木偶戏。

自行车动物

从大一开始,我就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那就是骑自行车踏平北京。这也是我许许多多至今没有达成的愿望中的一个。

那时只是想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北京。大一的时候参加过旅游协会(还是燕京学社?)组织的“骑单车游北京”活动,不过只一次而已。那次我们骑车去了元大都城墙遗址(就是北邮正门那一带),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陌生人太多的缘故?),我觉得不好玩。另外,他们的活动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后来也没有什么声息了。所以这个“骑单车游北京”活动,我只参加了一次。

我们学校的社会学系有很多我喜欢的老师,其中两个北京土著,一个是郑也夫、一个是周孝正,他们都自称“自行车动物”。特别郑也夫老师,是“反对私车”的代表性人物(打从听到他批判的声音到现在,油价迭创新高仿佛走上不归路,我越来越觉得他是先知)。两位社会学学者不仅带我走进批判社会学的世界,更强有力地影响我,令我觉得自己也要做一(一匹?)自行车动物,尽可能的不要加入有车族的行伍。

个人的力量对整个社会来说,实在是沧海一粟。以为有我一个、加你一个,甘愿去做自行车动物,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改变吗?以为有我一个、加你一个,甘愿自带筷子就餐(拒绝一次性筷子)、自带购物袋、用手帕代替纸巾,我们周遭的世界就会好很多吗?我们太傻太天真了。

可惜,我就是持有这种傻观念的人,我一直相信,个人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就像今天我们在途中见到的拆迁钉子户,虽然只有他们孤零零的一户,我相信他们反对强权与霸道的行为一定有其价值。

还是回来说自行车吧。话说大学毕业后,我们的MinMin同学成了著名的自行车爱好者,每次同学聚会都骑着爱车穿过半个北京城赴约,十分抢眼。最近MY同学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了自行车运动。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彻底的自行车动物——不仅以自行车代步、更以自行车为运动,我也决定开始尝试“青春铁马向前行”。

也许,要骑自行车踏平北京,现在开始也还来得及?

看这个星期天没有任何安排(×,这才是我要的周末!),欣然接受MY同学的邀请,从南楼骑到王府井再回南楼。期间到后海一游。全程约60公里,骑行时间近3小时。

老人家作证,虽然我还不是很专业,但是第一次就骑了相当于万里长征近二百分之一的路程,不怕苦、不怕累,都算喺咁啦

脏话的地心、地表与大气层

我从小就不怎么讲脏话。倒不是因为从小生活的地方民风淳朴——相反,乡人多是很粗鄙的,开口闭口带着男人、女人、狗和猪的生殖器的人所在多有。但那些脏话,我是讲不出口、也不愿意讲出口的。小的时候如此,逐渐长大了也一样。在“不讲脏话”这个事情上,我似乎有一丁点出污泥而不染的自觉。 讲开又讲,我家人就甚少讲粗口,大环境尘土飞扬,小环境还是干净的。 因为母语属鸟语系,到北方读大学以后我一直不能适应人话里的脏话,虽然脏话的大道总是相通的:不是生殖器就是问候别人的至亲,要不就是用生殖器问候别人的至亲。 不适应,所以也没学会,在人话环境里生活六七年,自认为还是保持着不讲脏话的优良习惯。所以当我在牌桌上说出一句“你大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丫吃错药了吧! 但毕竟是在不断地接触到脏话。郑也夫老师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里,认为人有三种需求,最高需求是牛逼。对,牛逼,不是牛×,没加马赛克。在他的书传口授中,我发现,原来有些事情、有些人们要表达的意思,非用脏话不可。 我经常看的三表哥的BLOG,脏话一箩筐,很娱乐、很过瘾。倒不是说脏话很娱乐、很过瘾,而是——如果你看得惯的话——脏话使得娱乐的更娱乐、过瘾的更过瘾了。脏话,有时候是一种修辞。 最近的马桶读物,是三表哥提到过的这本《脏话文化史》,从台湾的繁体字译版直接转成简体字版的,译得非常好,是可读性相当强的语言研究著作。读到这本书,我才知道所谓四字词、才知道萧SIR的“英文由F字学起”的F字(F-word)。 不打算综述该书,但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作者说的“脏话的同心圆”。 如下图,最里面是脏话本身(作者列出一打常用脏话,译者称“十二脏肖”),是地心;第二圈是言辞行动即脏话的使用,是地表;外圈则是脏话言辞行动的意义与达成(achievement),是大气层。 这也是《脏话文化史》的结构所在。不说地心与地表,举例说明一下大气层。 用“王八蛋”“咒骂”,这咒骂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是“清涤”:不小心踢痛脚趾时,你会本能地骂一句王八蛋。第二种是“恶言”:你看上的停车位被人抢了,你咬牙切齿骂声王八蛋。第三种是“社交”:碰上好一阵子没见的朋友,你用“你这老王八蛋”招呼对方。 上面同心圆的“十二脏肖”是老外的,与我们周遭常用的脏话不尽一致。那下面看看怎么用人话说脏话——

这是相声瓦舍《东厂仅一位》里的一段,看全部点这里。下面这段《母语》,则选自赖声川的《乱民全讲》——

最后,怎么用鸟语说粗口呢——

LACTOSE & LACTASE

     跟S聊天认识俩单词:LACTOSE和LACTASE。

     LACTOSE是乳糖,

     LACTASE是消化乳糖的,乳糖酶。

     它们俩长得很像。

     有意思的是读音上 lactose=lack toes

     而 lactase≈lack taste

     一个冇脚趾,一个冇梯士。

     S说她是LACTOSE INTOLERANCE,就是不能吃带乳糖的东西,吃了没有LACTASE帮助消化,会导致乳糖过敏。

     有些东西,我们要是从小不吃,大了再吃可能就来不及了,因为你不会分泌对应的酶,消化不了。

     热衷生物学的社会学者郑也夫曾经拿这个来规劝我们,年轻时要多读书,要杂食,不然年长了对很多领域都会兴趣缺缺。言犹在耳焉。

启蒙心态

     在我的GreatNews(rss阅读器)的Most Visited Feeds排行中,郑渊洁排第一,薛涌排第二。

     这俩都够勤的,每天刷新都有新文章上线。不过郑渊洁是越来越偷懒了(也许是通告太多,没有档期哈~),最近基本上就是贴贴以前作品来充版面,还老做广告。越来越没看头。

     薛涌的文字还乡,产量很大。要是两天没看见他的新文章就算是见鬼了。一开始是纸媒的文章直接往BLOG上贴,后来与读者的互动越来越多,网上首发的文章也越来越多,阅读BLOG也就比阅读纸媒上他的文章来得过瘾。Web2.0嘛。

     最喜欢看薛涌在网上跟人“斗嘴”——有技术含量,而且要么不挑衅,一挑衅就是一网络焦点。薛涌的“哥儿们”,同样爱“撩事斗非”的郑也夫在《薛涌其人其文》里说,“薛涌是汉语写作界里顶尖的骂人高手”,所言非虚。

     薛涌最近杠上《南方都市报》——后者因为没有按双方的“君子约定”发表薛批评茅于轼的文章而导致了双方合作关系的破裂。薛涌只认道理不认人,谁错批评谁;而“南都”的想法是,连茅老这样的大好人都批评,“有失厚道”吧。

     薛涌当然不接受这样的逻辑——“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

     薛涌于是在网上撰文对“南都”大加挞伐,并且终止了和后者的合作。

     于是网上又一阵热闹。

     有网友评论说:“我认为编辑不发你的稿件其实起到了保护你的作用,因为通过你在博客上贴出的对茅于轼的反对理由,我认为你有些哗众取宠,撇开主要问题,讨论细枝末节的倾向,颠覆了你在我心中的一贯美好形象。” 

     薛涌的回应说——

     所谓编辑部要“保护”我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一种启蒙心态。我在即将出版的《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中,对这种启蒙心态有一个清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鲁迅开始,就有这种心结。觉得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老百姓没有他们这些精英认可的思想,一切全是因为老百姓太愚昧,需要拯救。而这些愚昧的百姓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乃至要吃试图拯救他们的人的人血馒头。所以,老百姓不懂什么是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保护,当然也就需要把涉及自己生活和利益的权利交给别人代行。我和编辑部的冲突其实也在这里。我们认识不同,本来可以争论。但是,编辑部认为他们是启蒙者,站得高、看得远。甚至有保护我的义务。言下之意,我这个人甚至根本不懂什么是我的利益,需要放弃自己说话的权利,让好心的编辑部来保护。茅于轼最近的言论,比如国家必须精英来管等等,也是这一心态的表现。……在启蒙者面前,我这个受了这么好教育的人,居然必须接受编辑部的保护而放弃自己的权利。中国有几个人还配有说话权呢? 

     说得好,呱唧呱唧。

     最近看Naisbitt的《MindSet!》, 写下这样的笔记——

     几乎各项判断都被Mindset所驱使。这是Naisbitt的高论,也是他的《Mind Set!》的总前提。

     如果妻子的心态是丈夫喜欢偷腥,那她所接收到的信息一定和丈夫拈花惹草有关。如果有人抱持“文化冲突”的定见,那么他会以此框架看待所有事物。人们的Mindset,影响甚巨。

     下次,当我们或周遭的人作出一些匪夷所思或出人意表的判断时,不妨质问或追问一句: “你什么Mindset?” 

     这次,从薛涌的骂战里再次学到,我们真的可以质问或追问一句: “你什么Mindset?” 

     噢,原来你是启蒙心态,那我们直接来清算你的心态好了! 

     所谓“扬汤止沸,不如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

     是“斗嘴”技术含量之所在也。

银发社会·独子症

    昨日的两篇文章,都与“人口问题”有关。

    蔡昉的文章指出“未富先老”背景下中国当前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难以为继。

    “这种体制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存在下去。第一是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足以养活现有退休人口。第二是行之有效的税收体系,这使得国家可以筹集到发放养老金所需的资金。第三是养老基金能得到良好的经营和监管,使其做到正确投资和准确发放。显然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而第一个条件──足以养活退休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目前也越来越成问题。”

    另一方面,家庭观念特别是“养儿防老”观念在流变中日益淡薄。“相对来说,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更容易出现被过度溺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们长大后赡养父母的意识可能会比较淡薄。”

    郑也夫的文章从杨丽娟的悲剧说起,呼吁社会重视独子政策的弊端,并提出用寄宿制与公民服役制克服“独子症”的良方,可谓振聋发聩。

郑也夫都几有生活智慧

 

    上周阿森搬家了,从美女如云的航安路搬到绿树掩映的南路西里。说起来,从收到“逐客”的风到真正行动起来,竟过了近半年之久。在新的居所住下了,但是仍需继续收拾。电话还没有移至新址(考虑过趁机把“气死吾妻”的6***5774换掉,但最后还是决定保留。情人节新装的电话,是气死老婆先气死机主的号,够有噱头吧!)。电话未迁,所以也就上不了网,Blog不克更新,周末也无法在IM上抛头露脸了。

 

    周六去了涵芬楼书店的讲座。第一次踏足涵芬楼,费了好些脚力才找到——王府井逛过许多遍,但涵芬楼那段,离步行街太远,所以很生疏。
    “涵芬楼”讲座也算得上是一个名堂不小的品牌了。但若然不是演讲者在他的blog上预告了这个讲座,我到此刻也不会接触到。讲座的规模适中(40-50人),环境也很好,书山环绕。这里不像王府井书店那样熙熙攘攘,所以整体上是安静的,一点也不呜嚷。
    主讲者郑也夫是老面孔了。听他的讲座一如期待的令我寻回某些已然退隐的感觉和梦想。一个拥有睿思的头脑和善辩的表达的人,是多么令人景仰啊。

    郑也夫所讲,是贴近民生的衣食住行,加上社会学的思考帽。如他所言,这是讲过若干遍的话题,并且已经见诸文字。
    尽量剥去理论,讲起来不是一、二、三、四,而是油、盐、酱、醋。话虽如此,剥去理论显然很难办,比如他说的物质两重性(实用性与炫耀性),乃是整个论述的基石所在,不明白或不接受这一点,油盐酱醋就很难展开。
    我读过一些他的理论,所以油盐酱醋于我,是文理清晰、五光十色的。所以即使他剥去理论,表达平实,我仍然可以明白他的睿智。



    油盐酱醋讲开去,我觉得他都几有生活智慧(其实是富于社会学家的洞察力。但因为讲得家常,就免去社会学思考帽吧)。嗯,前段时间读《OFF学》,大前研一也是很有生活智慧的。
    郑说吃食,无论是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都没有多大的炫耀空间。一个人不可能拿吃得多来炫耀(那显然会导致肥胖),而食物的品质改善,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有钱人、有权势的人所享用的食物,难道会比普罗大众的食物品质好很多吗?酒楼食肆,饮食价格可有很大差距,但是厨师的手艺,其实只差一星半点。至于为何有人花大价钱去食物品质只比普通食肆强一星半点的大酒楼?那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买票看电影不是看电影,是看电影院;花大钱请客吃饭,不是吃饭,是吃酒楼。行为的附加意义经常超越行为本身的意义。)
    他说,现代工业文明催生了“时尚”,因为工业具有强大的复制功能。也正是工业的复制功能,使得时尚脆弱得像气球一样,吹到一定程度就会爆炸、消逝(时尚流行开来的结果就是时尚不再时尚),爆了之后不得不重新找一个来吹(寻找、创造更新的时尚),吹了再爆了,爆了再吹。如此行行重行行。衣着是时尚的王国,通过衣着来炫耀诚然可以,但是因为时尚来了又去了,行迹匆匆,脚步飘忽。一个人追赶时尚,拥有3000双鞋子,这是愚不可及的。
    说到住,你觉得你需要多么大的房子呢?是不是越大越好?随着仆人阶级的消灭,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庄园”存在的基础。即使是大房子不是庄园,太大也遭罪。现在在大城市可以请到廉价的钟点工,但是有廉价钟点工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未来房主只能靠自己来打点自己的居所。此外,房子应该有适合居住者感觉和符合人们审美的最佳尺寸。
    最后是行。郑一向自称是自行车动物,不遗余力地反对发展私车。他举洛杉矶的例子说,洛杉矶的地皮,四分之一给了公路,四分之一给了停车场。汽车使城市“沥青化”了。北京要有样学样吗?北京应该效法日本,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就个人而言,为了挣钱买车、买车以后养车、用车,每天要花去四个半钟,而相比之下,不买车只仰仗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包括挣交通费的工作时间),只需三个钟头,这还不算上有车的人花在交通过程中的时间只能专心用来开车,而使用公共交通的人途中时间可以利用起来。


   
    郑教授最近三年的研究议题,在消费主义批判方面。所以总结而言,郑的立论,在于物质消费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特别是炫耀的需求。当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就只能更多地通过精神层面的活动/成就来获得快乐以及炫耀的满足。衣食住行,没有一样具备无限提升的炫耀空间,都有一定的质量局限。物质消费有时尽,精神创造无绝期。



    为什么我会觉得郑教授有生活智慧?衣食住行分而论之,我赞同食、住、行上他的观点,主张不要拼命追、追、追,但是一直梦想“住大屋”,最好前庭后院,鸟语花香。也无妨,我认为他的睿智,在于告诉我们,通过有局限的物质消费来追求无止境的欲求满足,是缘木求鱼。所以,即使在食未饱,居未安的时期,我们也应该有精神活动。



    他说,商人是一种最会造局的人,大街上的人,大都会欣欣然一脚踩进去。商人不仅贩卖物品,还制造意识形态。
    有人问起,中国未来性别比严重失调(男多女少)之后,色情业会如何?一般的想法是色情业蓬勃发展,以满足无数干棍的性需求。但是他说,逻辑上,男多女少,地位低下、资质稍逊的女子都会被男子争着娶回家去,到时有多少女子愿意献身风尘呢?

    断断续续地写,数次回望,竟然壹贰叁肆伍陆柒捌写了这么多段。听讲座时的感觉、下笔时的感觉和此刻即将收笔的感觉,差别好大。关于讲座的理念转述,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语序、语气及句式。我想准确忆起、传达那时的感觉,已然徒劳无功。
    高行健曾经说,我是在获得表达的自由以后,才倾心于写作。我的笔触,犹在枷锁之中。

郑也夫9月2日演讲

〔演讲题目〕衣食住行的社会学思考

〔内容简介〕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温饱的解决使人们更多的思考人生的意义所在。很多人认为,消费等同于快乐,只有消费能给人带来快乐。而快乐则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郑也夫教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消费主义不见得能给人带来快乐。
  快乐哲学告诉人们人活着无一例外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的,人如何去追求快乐,那就是消费。郑教授认为,消费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人类的三大思想资源完全不支持这一理论。人活着不是仅仅追求快乐的。他认为人生有三大追求:舒适、刺激和牛皮(自我的实现)。对于如何实现这三大追求,郑教授提出了在温饱解决之后,人们要努力去学会生活,丰富精神生活,实现自我价值。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人们不要走同一条道路,大家要摆脱单一的标准,追求各得其所,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时间〕9月2日(星期六)14:30-16:30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涵芬楼书店二层
〔咨询电话〕010-65595282 010-65258899-541
〔乘车线路〕103、104、108、111
〔公交电车〕104、814、803、420公交汽车,灯市西口下车

〔郑也夫简历〕

  郑也夫,男,1950 年生于北京。 1963 年考入北京八中, 1968 年 7 月离校赴北大荒务农、造砖、伐木、采石、教书,逾八年。 1978 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读书。 1979 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 1982 年获哲学硕士。 1985—86 年在美国丹福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社会学硕士。因不满时下学术空气,不断跳槽,先后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供职,唯社会学专业至今不改。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卖文为生达二十年之久,著作有:《走出囚徒困境》、《忘却的纪念》、《中国足球的出路》、《世界杯断想》、《代价论》、《信任论》、《城市社会学》、《都市的角落》(编)、《知识分子研究》、《被动吸烟者说》、《阅读生物学札记》,等等。即将出版的新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消费的秘密》(编)。
  曾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有洁癖,若游戏规则不公正宁可不参加。青年时代思想步入异端,再难返回正统。微染自虐症,少时习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以争辩为快事,虽对事不对人,却也常常得理不让人。

公司宿舍逐客令

○、前言

对不起对不起,最近的blog有点长,也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耐性和时间全部读完。
但是于我而言,已经很久没有写如此长文的耐性和时间了,奋笔疾书的体验何其爽哉。

一、公司宿舍逐客令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
我们的公司宿舍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一开始以鸡肋视之,后来我觉得是温馨蜗居的公司宿舍,月内将停止向地勤员工提供住宿了。
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也还没有得到口头的通知,但是多方证实确有此事。

对公司规划尤其是人力资源规划略有所知,公司住房资源紧缺的窘况我是了解的。一方面,公司快速发展,未来五年公司机队规模几乎要成倍扩大,直接导致公司对飞行员和乘务员的需求量翻番,相应地地勤人员亦会大幅增加,这里面都包含大量的住宿需求。另一方面,后勤保障社会化有进无退,公司不可能在员工宿舍上再做大笔的投入。在住房供小于求的情况下,飞行员和乘务员的住宿是要优先保证的,所以若不新建员工公寓,则只有“腾”字一诀——请地勤人员为空勤人员腾出地方来。据说未来的做法可能是这样的:优先向培训中的飞行学员和乘务学员的住宿,向新进地勤人员(符合入住条件者)提供为期半年的住宿,向空勤人员提供住宿。

二、住客的最好时光

单位为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在“把员工包起来”的单位制时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是,对我们这拨21世纪的大学生/社会新鲜人来说,上大学免费、大学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神话。
因此,现在公司提供的宿舍虽然简陋,但是总算有瓦遮头,几乎不用交租又省却上下班的长途奔波,真是该三呼万岁然后磕个响头了。
我的四楼蜗居,窗开西向,面朝“四流”。一是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不过时常有车流不畅的状况),二是对面伫立一座属于某物流公司的楼宇,三是飞机从这片天空贴地飞过,然后着陆(每天从这边进港的航班,数以百计吧),四是窗外小树林,树们的身高,与我的窗台比肩;夏天的枝丫上,谁在“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这蜗居平时不是一人独享,但周末则是。多少个周末的午后,阳光仄仄地推窗进来,舒展她的肢体和裙裾,一下子翩然充盈整个屋子。我独自坐在靠窗的书桌前,或是阅读,或是打开笔记本电脑看电影,又或是坐着沉思、沉思到发呆,所有多余的东西在那个时刻都释然放下了,很舒展、很松懈。我唯一的确信,就是那一刻,生命享有了最卑微的自由,以及最隐秘的幸福。
就这样,我对一开始视为鸡肋的宿舍,渐渐由习惯到安居、到喜欢了。
也由此明白,一个属于自己独享的空间,是多么的可贵。
因此,我知道我会搬出去(即使没有逐客令),我也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三、租客说

我常在朋友们面前抱怨住得简陋,叫嚣说我也要出来当租客。朋友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为找房奔波辗转过、没有尝过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感受、没有见过包租公包租婆的臭脸,你怎么知道租房的辛酸?

去年12月我问身在深圳的Nining要他的住址,以便给他和他的honey寄贺卡。他在回给我的email里说:
“你问我的通信地址,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因为,我现在每天都从楼下信箱里收到好些寄到我现在住的地方、但不是给我的信件。我在想,什么时候,当我搬去别的地方,这个信箱开始有给我的一些信件,无人认领,被当垃圾处理,那是怎样麻烦的事情啊!租房的生活就是这样,通信地址的有效期是那么的短暂。鹁鸽上星期六刚搬,换到离他公司更近一点的小区,坐车时间可以缩短一些。我们呢,则前几天才决定在现在住的地方再住上一段时间,可能会大于两个月。漂的感觉就是这样了,或者要称为‘飘’了。租房,还是买房的问题,现在我越发觉得迫切和重要了。”
当时我对着冷冷的屏幕唏嘘了一阵,想自己又何尝有稳定的居所?

我大学的roommate肖露,毕业后一直和一个陌生人合租,他说那是很不愉快的合租生活。合租者不爱干净、自私自利,后来还把女友搬进来住,两口子都不爱干净、都自私自利,还不顾别人感受不顾影响恶劣,有时争吵,有时半夜合唱,闹得鸡犬不宁。

另外一位朋友Yo上周说,她被迫搬家了。似乎是房东逐利背信的缘故吧。我问她:房租见涨否?曰:房租永远涨得比工资快。租客的无奈她跟我说起过,也在blog上写过。

我承认,作一个租客、和势利房东打交道、与BT的合租者朝夕相见的经验,我是没有的。我暗暗庆幸于此。
但是谁想到,话口未完,公司就传出要撵人的消息?

四、安土重迁的经济账

先掉一个书袋。汉书上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意思是,老百姓久居故土,滋生情感不肯轻易迁徙。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传统。
最近,住在公司宿舍的员工现在听说要被逐出,大多心有不甘。但这不是故老相传的“安土重迁”——会像我一样爱上蜗居的人,应该不多吧!
同事们议论纷纷。凭什么要地勤的给空勤的腾宿舍?要穷人给富人让路(空勤人员的薪酬远远高于地勤人员的薪酬)?再说了,一下子搬出去几百号人,到哪儿找房租去啊?机场地区的房价,看来要涨了。
是的,同事们也“安土重迁”,但不是出于感情,而是出自经济上的考量。有账可算:
目前公司地勤人员住的一号、二号公寓,每人每月收取租金40RMB(三人间,二人间则60RMB),水电、供暖、洗浴均不另收费。但是在附近租房,普通的两居陋室,月租约为1200RMB(不含水电费电话费),两人分摊为600RMB。若是到城里租房,房租几乎要翻番,还要搭上交通费(公司班车月票350RMB)和上下班长途跋涉的时间。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住公司宿舍,原来能节省那么大的一笔开支。
所以同事们对被逐出一事颇有微辞,是很容易理解的。享受惯了的福利——觉得理所当然的,突然说要删去,自然难以割舍。

五、乡下大宅

我在乡下的家,是大家族的宅院,前园后林,门对池塘、抬望田野,风水怡然。(不瞒诸位说,家曾祖父是地主,时代变迁,物业田产被罚没后家祖父一辈辛苦奔波养家活口,时代再变迁后,家父辈除家父外继续是地主,到我辈,兄弟姐妹学业表现可圈可点,羡煞旁人。都说我家宅院风水好。)
但是,策划多年的洛湛铁路,轰隆隆地要通过我们的小县,火车站就打算设在我家大门前。修建铁路,那是小时候极度渴望之事啊,现在听说铁路建设所需,我家宅院面临拆迁,我们却真正地“安土重迁”起来。我家田地已然贱价征去,我家遥望的对面屋群,已然悉数征用。所幸我家宅院至今没有进入征用线内,但是池塘不复存在、田野不复存在,抬望去,是勾机和推土机在黄土里张牙舞爪。至于为什么征地线和我家擦肩而过,据说是因为局内决策官员和我家沾亲带故、和伯父又相熟,来看过我们的前园后林之后,说风水佳宅啊,拆了可惜!遂网开一面。(我窃想:当若干年后此处宅院成为××故居,开放参观,并带动本地旅游业时,这位疏房亲戚、征地官员的一念之慈,就显得目光如炬了。)

六、大宅梦

郑也夫教授曾经在《住房的社会学断想》里说,很惊讶于晋商遗址的大宅高院,但是山西一地的饮食却乏善可陈,除了面食还是面食。他所思考的是:为什么当年晋人发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地建宅?
他的解释是,富人衣食住行上的特征会演化为富贵的象征,尽管可以象征富贵之物事甚众,但是晋商选择了体面的住宅,同时拒斥了其他一些流行的象征物,而且反差之大,发人深省。
他以饮食和住房作对比说,饮食是生理现象,饮食支出有界限,而住房是物理现象,其质与量的提高没有生理界限。把多余的钱都花在饮食上会助长纵欲心理(“今朝有酒今朝醉”),把多余的钱花在住房上则易养成长远的观点(“有恒产者有恒心”)。

我声称自己从来没有为买房置业之事念想过。倒不是不渴望拥有自己的物业,只是觉得那太遥遥无期了。但是你若问我,要是我有了钱,我首先会干什么?那肯定是作购房建宅之打算。乡下家宅需要修缮,在城里也梦想有自己的house(最好有俩,住一间,租一间……)。
但梦想掉到地上,没有半点声响。我脚踩泥土时的欲求,其实简之又简。“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我个人而言,但求一枝,但求满腹而已。
无论如何,我相信挣钱买房是进京谋生一众黎民的共同想法和最世俗最基本也最卑微的渴望。不能像家在当地的同事,有家有宅还有车,而且可与家人共享天伦。我的同事北京人JXD,就宣言曰两年之内不攒钱,做个潇洒的月光族。而进京谋生的一众黎民,有没有“根”先不谈,仅是现实的生活成本,就远比当地人为高。
我高中的语文老师Jig,我上大学时,他读研究生。我毕业时,他在广州某高校谋得教职,也是过的奔波租房的生活。年前他曾经感叹道,他越发的觉得莎翁说得对了。因为莎翁说,生在大城市是人生的大幸。

七、长安米贵居不易

又来掉个书袋。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知己》里说——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大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在唐朝的都城长安,有才华如白居易者就可以“居大有甚难”,但是我在报章上的报道却看到“纽约高房价导致创意人才流失”,说高成本阻碍了艺术创作——

平面设计师霍普•弗特恩泽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居住和工作已经有10年了。但在两年前,他选择离开纽约前往西雅图,主要原因就是他负担不起纽约工作室的高昂费用。
“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已经负担不起这里的费用了,我不能让自己困死在纽约,”弗特恩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和大多数艺术工作者一样,弗特恩泽也选择将店铺开设在城市消费水平不高的地区,她说:“我毕生的希望就是用尽可能少的钱生活,创作出尽可能多的艺术作品,但这个想法很难实现。过去,在纽约的SoHo休南区(注:位于曼哈顿岛西南部纽约市的一个区,因其画廊、商店、饭店和艺术家画廊闻名。)和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一群艺术工作者就可以买得起一座楼,现在这在纽约根本是不可能的。”

前不久,庄中正则在《金融时报》上质问:上海成了没根的城市?
庄文说,过去几年里,上海的房屋均价翻了一番,年均涨幅在30%以上,尽管上海人均收入水平保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但相对房价增长速度来说仍是难以承受。房子等问题因此成了影响员工稳定工作的根本因素。员工完全变得逐利而居,不会因为“老板照顾,工作也稳定”就放弃更高薪酬的工作。在薪酬水平不足以留下人才的情况下,企业也只好部分搬迁到有高素质人才、物价又便宜的城市去(比如说西安)。

而《东方早报》早报财经第一调查和InsightCN针对来沪工作人员的调查也显示,为了生活舒适,75%人会毫不犹豫地跳槽(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难以在上海过得舒适),有41.3%的受访者认为上海不是座有根的城市。

八、结语

昨晚向楼管询问,证实二号公寓住客将于3月底见逐,逐客后装修,装修毕把一号公寓住客撵走,装修。这样一来,我在一号公寓的蜗居还可以再住上两三个月。让二号公寓的同事先出去探探路吧,不久之后,我也要跟进了。

郑也夫:申办奥运与都市门坎

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了。我在北京生活过40年以上,是个超级体育迷,写过30万字的体育评论文章。但迄今为止对申办奥运我未置一辞,原因是我陷于深深的困惑中。
去年我加入到冬泳的行列。冬泳人不仅性格硬朗,且幽默善侃,下水前总要神吹一阵。某日聊到申办奥运,一位来冬泳的武警,一本正经对大家说:“北京如果申办成功,北京人一人长一级工资,开奥运会那个月,外地人不准进京,北京人放一个月假不上班,白拿工资,‘但是’――不准出门。”大家轰然大笑。无疑他是对北京每逢盛典整顿秩序的方式聊发牢骚。而我的困惑也正在此。奥运会乃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参与者包括北京人、外国人,自然也要包括外地中国人。如果这时候外地人不能进京,乃至在京打工的外地民工也要遣返,而我们身为北京人就成了高等华人,怕是也要为这高于同胞们的身份而汗颜。“ 承诺”一词在社会上颇流行过一阵,我想,申办奥运我们不仅需要向世界――其实是外界作种种承诺,同时也应该向国人,向全体中国人作一些承诺。世界杯期间法国政府在球票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同意各国人士的抗议,但也赞同一个政府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稍稍得罪了外界。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由我这种主张的人操办,还能不能说上述的大话?如果不对内搞“关门主义”,北京的路况、旅馆能否承受奥运的超级负荷?我承认一个城市应该有“门坎”,问题在于它是人造的门坎还是自然的门坎,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造就的门坎?

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段逸事。少年白居易初到长安,托人将诗集呈送某公,以求提携。此公看到诗集上的名字脱口而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戏言中暗含着一个真理:价格系统是可以约束和调节城市人口的。中国大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不敢放弃城市门坎的人为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早已丧失了那道自然的、无形的手造就的门坎。改革开放前30年中,以户籍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是与政府优待、偏袒城市人的政策相配套的。它对城市人的福利政策表现在方方面面:粮油票制,低价格的房租、水电、公共交通费用,等等。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城市人不可随意增长,农村人不可进入城市,否则政府吃不消。改革开放后的情形是,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了,而政府对城市生活的多数补贴却迟迟没有让位于市场。因而它畏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膨胀。首都对秩序的格外需求和高度敏感,更使它不时将外地人清扫出门。这一手段对排解管理者眼下的压力是如此必要,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又是如此不协调。改变这一窘境的唯一办法是政府甩掉包袱,让每个城市人承担起市场经济下自己生活的负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这一中国特色的怪圈。

但是改革需要时间,而奥运的申办近在眼前,举办(假如申办成功)也不遥远了,又该如何呢?那将是为众多的外宾和爆满的内宾共办的一桌宴席。委曲内宾是不妥的,没有内宾的热忱奥运是不会圆满的。动员内宾为外宾腾些地方,几乎一定会发生,而那是决不可以生硬和鲁莽的。

→有条件支持与反对

以上文字写于大约一年前,不能见容于中国国内报纸,故置于抽屉多日。今日抖擞精神,续说这一话头。

从上面文字可见,我是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是我所能够理解的。但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条件的支持者”,就超过了我理解的范围。

从媒体上看到国外很多申办城市中的反对派。该申办城市并不以此为耻辱,为遗憾,当然他们更奈何不了人家的立场和言论。还看到媒体在我国申办的报道中称,中国的申办得到了全民的支持。中国这样大,我不相信没有反对意见。开句玩笑。如果我是申办的策划者,一定留出宣传空间报道一下反对派,暂时没发现就更稀缺了,更要千方百计派人去找反对派。一个大社会,有了反对派和不同意见,才是真实的,才像那么回事。如此搞成的申办报告才接近真实,才有竞争力。

我在电视上看到悉尼奥运期间,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对摄相机说:她不喜欢奥运,反对在悉尼办奥运,因为奥运打破了这里的安宁。听到这一平凡女子的言论,我感到欣慰。记者们对这一不谐音的披露,使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实的悉尼。没有人会谴责这位平凡的女士不爱国。相反,国家应该爱这些公民,体谅他们种种世俗的心理。

→账单

我是有条件的支持者。我希望申办者能像对外界一样对内部承诺。对内需要作出特别交代的是开支。这不是公司行为,这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有知情权。如果收支能平衡,纳税人在经济上愿意接受。如果能赚些,自然更好。如果赔得不多,乐趣和名誉上挺过瘾的,纳税人仍有可能同意。但应该把预算的账目一笔笔讲清楚。不要盲目地认为外国办奥运能赚钱,中国办奥运就也一定能赚钱。别忘了,奥运赚钱只是晚近的事情,奥运赔钱的历史远比赚钱的历史漫长。都来关心奥运的账单,会抑制赔钱的因素。无条件的支持者能够作到无论赔多少钱都照样支持吗?否则就和笔者一样是有条件的支持者了。

→奥运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及挑战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我们得到了某项好处、利益时,一定要思考其代价。奥运对北京的好处甚多,但也有代价。

其一,宏观和长远的看,北京不宜膨胀,不宜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等一切的中心。那样必然太大,难以负重。而奥运必将推动北京膨胀。

其二,急速建立的城市容易粗糙,缓慢建立起来的建筑群落才有特色。一方面因为慢工才出细活。另一方面同一茬人在审美上无论如何比较接近,造不出多样化的建筑。因此短期内突击出一大批建筑,对北京不完全是好事,要格外当心。

其三,奥运希望运动员村距离体育场馆越近越好。但体育场馆“扎堆”在生态上是不平衡的,是浪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兼顾长远。最好为奥运新建的体育场馆能放在大学一些,促进奥运会后大学体育的开展。

奥运还将使北京前所未有地面临一些挑战。

在硬件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交通。我是反对在中国大城市中发展私人轿车的代表人物。曾经邀请李慎之先生就私车发表一点看法。李先生说:“我不谈,谈也没用。这事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就回头。”我曾参加过一次北京交通问题主管领导出席的交通咨询会,该领导的开场白是:“限制私车和发展地铁的建议请诸位免谈,我没有能力做这两件事。”这无异于堵了专家的嘴,因为多数与会专家认定,不做这两件事北京交通的改善是无望的。七年后的奥运或许正是一堵“南墙”。李先生所说撞了南墙就回头,此其时也。修地铁要大钱,筹钱无疑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但且不说我一向不相信我们在如此重大的基础建设上真的无法融资,至少我们可以说,奥运将为北京大规模的地铁融资提供最大的理由和便利。

在“软件”方面,我认为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对待外宾,而是对待国人,非北京户口的中国人。常驻北京的外来人口太多了。他们为北京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北京对他们未必算得上礼待。每遇国家庆典,便要清除外地农民工。我猜想,奥运举办前夕大约也少不了这一出戏。我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人少好办事”。但希望能改改“软件”,即这事不要做得简单粗暴,相反应该尽可能文明礼貌,比如市长作个电视讲话,对需要暂时停工离京的人表示一些歉意。我们都希望奥运期间北京人能显示出五千年文明古国应有的文明礼貌。礼的本质是善待他人。而礼的发生和建立是由近及远的,是从善待国人、家人开始的。